● 人口老龄化挑战社会保障体系的应对能力

　首先，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做到应保尽保，覆盖面非常有限。2004年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1.64亿人，占总人口数的12.57%，2005年为1.74亿人，占总人口数的13.38%。虽然覆盖面有所上升，但是远远低于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20%最低线。事实上，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全排斥了8亿农村人口，基本排斥了1亿农民工群体，广大农民及农民工仍然依靠自我保障。

　其次，人口老龄化对现行的家庭养老方式提出了挑战。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四、二、一”家庭模式和抚养系数比上升（从1964年的6.3%逐渐上升到2000年的10.1%以及2050年的33%）将使得现行的家庭养老模式发生困难。

　再次，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金支付能力提出了挑战。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措施”的养老金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必然产生“空账”问题，2000年我国养老金“空账”还仅仅为360多亿元，到了2005年底，“空账”已经达到8000亿元。

　最后，由于我国目前离退休人员医疗费用实行国家与单位共同负担，在离退休人员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对整个医疗费用的承受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全文

● 人口老龄化挑战劳动力结构的调整能力

　今后100年内我国人口老龄化不会产生西方国家所出现的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而在于我国劳动力质量难以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在劳动力年龄结构发生变迁过程中如何采取措施使中老年劳动力资源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全文

● 人口老龄化挑战消费产业的服务能力

　适应老龄化、针对老年人自身需要的产品与服务如老年服装、老年食品、老年保健用品、老年休闲旅游养生娱乐等的消费需求将越来越大。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又会自觉和不自觉地吸引更多的人员从事老年产业研究，开发老年消费市场，从而引发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迁。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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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乎政府的政治信誉

　说到国家债务，最大一笔莫过于国家对国有企业老职工（包括已经退休的“老人”和工作多年、行将退休“中人”）的社会保障隐性负债。负责地偿还这笔债务，是一个关乎数以亿计老职工基本权益和政府的政治信誉的重大问题，必须慎重加以处理。

● 新社会保障体制建立的最大障碍

　从国有资产中“切出一块”，划入国企老职工的个人账户，以补偿国家对他们的社会保障隐性债务。但是，这种建议未得到有关部门的采纳，致使国企老职工的“空账户”问题成为新社会保障体制建立的最大障碍。

● 用国有资产的一部分来解决绰绰有余

　实际上，现在国家还拥有近10万亿的国有资产，剔除账面债务后的净资产约有5、6万亿元，用一部分来付还国家对老职工的隐性债务绰绰有余。
　需要注意的是，这笔资产可能是国家可以用来处理对数以亿计国企老职工的社会保障隐性债务的最后一笔大块资源。如果不作预留而把它们悉数部拨给三级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由它们自主处理，可能不再有足够资源来处理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隐性债务问题，这将给未来留下巨大的金融风险和妨碍社会安定的隐患。

　综合以上情况我们建议：在中央政府向各级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划拨国有资产之前，首先切出足够的国有资产（包括国家在国有控股公司中的股东权益）过户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用以偿还国家对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会保障隐性负债。至于具体办法，则可以由有关单位另行拟定。　　　　　　 >>>全文

● 社保基金的“挪用”与政府不作为

　　存放在银行里的基金利息哪里赶得上综合物价的上涨指数、哪里赶得上不断扩大的社会人口老龄化趋势？社保基金入不敷出、用度捉襟见肘，早已是公开的事实，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盘活这笔资金的方向并没错，而且值得鼓励。

　　问题在于，所委托操作者的人选及其做法上出了纰漏。张荣坤等人应该是这批基金的经纪人而不是利用它去充当高速公路的经营权所有人，高速公路经营收入或利润应该全部归账到基金本身而不是被他们瓜分掉一部分——他们完全可以作为基金聘用人、由基金本身支付高额酬金。似乎这样才是比较完美的结局。

　　然而，麻烦又在于，凡由政府自己管理的基金都是呆滞的，如果全部纳入“公有制”的轨道中，所有的基金将变成死水一潭，不是实际贬值就是变相亏损。倒霉的还是亿万中国老百姓。　　>>>全文

● 项怀诚：现行社保制度模式下各方的权责有待分明

　截至7月底，全国社保基金规模达到了1818亿元，但距1万亿元的既定目标尚有较远距离。作为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的项怀诚指出了问题三大症结：资金来源尚待稳定、投资渠道尚待拓展、法律环境尚待完善。五年累计收益率是11.82％，同期通货膨胀率累计是5.04％，项怀诚评价说：“真正讲效益的话也是差强人意。”

　根据《全国社保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社保基金只能投资于国内银行存款、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和股票等几个品种，并且有严格的投资比例限制。项怀诚坦言：“现行制度模式的可商榷处之一，是有关各方的权责有待分明，尤其是社保基金会的权责有待分明。应该着眼于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这根本目标，厘定社保基金会投资运营方面的权责界限，建立相关的问责机制和激励机制，以督促它去更好地完成自身任务。现行制度模式的可商榷处之二，是限量监管的监管方式。对其投资品种及投资规模比例予以限制，长处是简单明了，便于监管部门操作。短处是过于关注单一资产的风险，忽视了资产多样化对减少组合风险的作用，无从对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变化做出快速反映。” 　　>>>全文

● 董登新：美国社保基金为何不“入市”？

　我国社保基金既可以投资固定收益的国债，也可以投资股票基金，更可以直接投资股票，甚至直接参股公司所有权。而标榜开放、自由的美国人却在社保基金的投资上，一直持谨慎而保守的态度，他们的社保基金从不“入市”。这是为什么？

　 由于美国所有的社会保险计划均以工薪税形式来筹资，因此，各类计划所筹集收入必须存入财政部所属的基金专户，并形成各自独立运作的信托基金，每个基金各自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投资决策。

　 美国社会保险信托基金（以下简称“信托基金”）的各个账户直接开设在财政部内并由财政部管理。它由一个信托基金托管委员会来具体掌握、监督和投资的。根据法律规定，信托基金不仅要联邦政府统一集中管理，而且收支节余必须投资于联邦政府连本带利担保的证券，所获利息也被存入信托基金。也就是说，美国政府是不允许社会保险基金“入市”的。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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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清误区　美国的社会保障不同于社会保险

　美国的社会保障是不同于社会保险的。美国不是只有社会保障而没有社会保险，但二者不仅所指不同，而且是分属于联邦和州的不同事务，社会保障归联邦政府负责，社会保险则由州法律规定。　　>>>全文

● 宏观把握　我国社会保障改革处于十字路口

　在社会保障的改革和发展次序上，改革被排在了首位。被改革的对象，恰恰是过去已被社会保障所覆盖的人群；改革的总趋势，是养老和医疗保险福利待遇下降；改革的结果，就是过去享有社会保障的人群不敢大胆消费，相反却拼命存钱、攒钱以备将来之需。更令人深思的是，社会保障改革给予人们一种强烈的信号：改革就是国家“卸包袱”、群众“掏腰包”。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制度设计和方案制定，是在93/94年通货膨胀环境下制定，却偏偏要在通货紧缩到来前后集中实施。这种情况下，过去曾被社会保障所覆盖的人群，随着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实施，未来支出预期变得不再稳定了。

　应当承认，面对农村、面对城乡结合部，我国社会保障凸现制度创新与储备的严重不足。社会保险原本是针对城市居民而设计的，并且只适应有单位的组织化就业人群，现在却要全面推向进城务工人员、乡镇企业职工甚至被征地农民。　>>>全文

● 另起炉灶 面对社会保险制度架构的缺陷

　我所提出的结论，来自对社会保险实施中所遇到的矛盾和问题的思索。既以国内实践为基础，又以国际经验为背景；既以宏观上的把握为先导，又以确凿的数据为依据；既以回顾历史和洞察现实为准绳，又以对比制度架构为支撑。上述对我国社会保障改革和发展加以系统研究的“三部曲”，环环相扣。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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